迄今为止进行的最大规模的癌症遗传学研究如今获得了有关此类疾病的大量信息，同时也强调了在癌症风险预测方面可能遇到的持续困难。

    研究人员表示，这项由基因—环境协同肿瘤学研究（COGS）主持的工作将提前了解导致癌症的生物学原因。但是研究人员谨慎地表示，他们对于包括这项研究所涉及的癌症——乳腺癌、前列腺癌以及卵巢癌还知之甚少，从而很难仅在遗传学的基础上预测谁将罹患癌症。

    COGS于3月27日在5种学术期刊上一口气发表了13篇论文。“人们已经在问我们，‘你们难道不应该给所有的人都进行基因分型，从而确定他们被诊断出患上癌症的个体风险吗？’”COGS的协调人Per Hall说，“但这一切还为时过早。”

    Hall及其同事对之前已经参与了4项研究的超过20万名受试者的遗传标记进行了调查。通过将这些人的数据添加到一个“百万人的团队”中，研究人员从而增加了自己探测被称为单核苷酸多态性（SNP）的与癌症风险有关的普通变异的能力。在数以千计的此类变异中，或许每个变异只需要很少的数量便能够增加个体罹患癌症的风险，因此那些大型的研究项目往往都需要找到所有的突变。

    如今，这项新的研究一共找到了74个与癌症有关的新的SNP，从而使得与这些癌症有关的已知普通风险变异的数量翻了一番。该研究同时发现，许多变异同不止一类癌症有关。

     美国洛杉矶市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遗传学家Simon Gayther表示：“这表明这些易感性位点中的一些具有共同的潜在功能机制，并可能带来干预多种疾病位点的共有生物标记物和治疗靶点识别能力的提高。”

    然而有关这些癌症的大部分共有遗传风险因素的认知依然有待解决。COGS的研究人员推断，他们如今仅仅能够对28%的家族乳腺癌风险、4%的卵巢癌风险，以及30%的前列腺癌风险作出解释。仅仅询问一位女性是否拥有罹患乳腺癌的亲属，同调查她的SNP，揭示了同样的患癌风险。

    金丝雀基金会是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市的一家致力于早期癌症诊断的非营利组织。该组织的遗传学家Heidi Auman表示，或许最令人沮丧的是，对于3种癌症中最致命的一种——卵巢癌——的了解依然是最少的。Auman说：“多少令人失望的是这些新位点可能仅可以解释1%的家族风险。”当然，她强调这只是其个人的观点。

    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市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的生物统计学家Nilanjan Chatterjee表示，研究人员要想找到与癌症有关的每一种普通遗传变异几乎是不可能的。实际上，遗传数据必须结合其他风险因素的信息才能够确定那些具有癌症高危风险的人群。

    Chatterjee表示：“我们并不指望仅仅使用一个基于遗传学数据的模型，我们应该能够开发出有效的预防措施。”

    与此同时，Hall表示，更多的基因分型研究将有助于填补遗传学知识上的空白，这是因为肿瘤测序目前依旧太过昂贵。“当我们  开始这项研究时，我们以为这将是最后一次的基因分型冒险。”Hall说，“但我现在认为还有进行新一轮冒险的空间。”